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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覺得那是一個很美好的年代。」回憶起40年前的黨外運動，曾心儀是這麼說的：「（黨外的）大家都很有理想，像一家人，碰到危險會一起去聲援，為你奉獻，儘管日後的發展，每個人都有自己脆弱的一面。」在那威權的年代，黨外的曾心儀大概是屬於衝組的。1978年的「橋頭示威遊行」，是國民政府在台灣實行戒嚴三十年來，第一次的政治示威活動，曾心儀就站在遊行第一排舉布條，「當時有個標語『我們已強暴了（國民黨）這個三十歲的老處女』，就是她發明的。」在當時參選立委選舉、挑戰國民黨的陳婉真說：「當時我們助選團的旗子是個黑拳頭，國民黨叫我們『黑拳幫』，有人就說我們是暴力組織，還有人說我們是共產黨，陳鼓應就嚇壞，說要換掉，曾心儀就很生氣跟他吵架。還有一次，詹益樺自焚，曾心儀覺得是陳永興教唆的，她就當眾打他一個耳光。」強悍的女人原本是小說家，擅長從她生長的底層階級觀察社會，七O年代的早期作品《我愛博士》、《彩鳳的心願》，風格寫實、關懷弱勢。她說，1976年左右在《民眾日報》當記者時，看到一則新聞，「有個精神病媽媽嫁給老兵，老兵死後，媽媽帶著幾個孩子，有天大女兒發現弟弟、妹妹不見了，媽媽說她丟到河裡淹死了，事情才曝光。」她花了點力氣，哽咽著說完這個故事：「我去採訪這新聞，發現只有政策改變，才能解決社會問題。」小說家帶著激情與熱血，投入黨外運動，「我在黨外對抗集權，也對抗父權，即使反抗國民黨的男性工作者不尊重女性，我也是有對抗。我看到很多男性像寄生蟲，寄生在有權者身上，甚至惡劣到強暴、長期控制參政的女性，把她們榨到沒錢沒勢力才放手。女生只要沾上政治，就會面臨這種危險，而且她們不能講出來，一講出來名譽就受損了，這個社會會把她們當笑話看，挖瘡疤、傷口撒鹽，就連法院也偏袒男性。」革命越激情，底下的男女情欲越暗潮洶湧。「黨外的男人既沒權也沒勢，但對黨外的女人來說，悲情是比權勢更好用的東西。」幾次訪談後，曾心儀忍不住透露，當年與黨外同志曾有過幾段感情：「在運動中，我有被愛過，有互相愛過，有被整很慘過，有經過可怕的性侵、暴力控制，榨乾才把我放了，我經歷過最黑暗的事，也是一種重生跟復活。」美麗島事件後，曾心儀以筆療傷，小說改以政治運動的參與為主題，如80年代出版的小說《等》、《貓女》。「我不在乎別人怎麼說我，因為我心中的標竿是，是世世代代的烈士，各國的革命者，其他人講什麼都傷不了我，我可能會挫折，但心中的價值依然在，最後就是要愛惜自己，相信自己，照顧自己，這就是最好的。」她愛過也傷過，然而最深的痛，還是被失散多年的女兒斷絕聯繫。「我兒女一家都是深藍，他們看我臉書消遣韓國瑜，慘了，他們覺得我充滿仇恨，沒有寬恕國民黨，就跟我斷絕臉友。孩子成長，你真的愛他，就讓他飛吧！找到他想要的，他自己去承擔責任，我就比較想開了。我覺得（政治的）大是大非，這是無法後悔的事。」她哭著說。2000年以後，她以小說、日記和回憶錄的形式寫下 《走進福爾摩沙時光步道》和《福爾摩沙紅綠繽紛》，「我申請上國藝會補助，想把對孩子的感情，生離死別寫出來。我為什麼走上政治這條路？我為什麼離開你們？作家決定了創作方式，有了風格和信念，就會覺得這是好的作品，不論他是寂寞的，或是百年孤寂後才被發現，都無所謂，想要完成這些作品，不會在乎這些。」她自認不曾離開過黨外運動，選擇這條孤獨而艱難的道路，也是心甘情願，「我覺得我擁有很多，很充實，如果不走這條路，很多細微極致的地方我是看不到的，那不是一個幸福的家庭主婦能體會到的。」初次見到曾心儀那天，獨眼龍忽然現身，我們關心她受傷的左眼，她卻憂心忡忡地談起香港抗爭，自嘲這是呼應被港警射瞎單眼的香港女子。她說：「我這輩子都是（黨外）義工，沒停過，這次左眼急診，我才在醫院說，我終於可以休息了。」是呀！若非眼睛受傷，我相信她此刻正在香港的抗爭現場。更多鏡週刊報導【革命的女人番外篇】黨外的黨外 艾琳達：我不是台灣媳婦，是世界公民【鏡相人間】艱難的遠足 遠地就醫的孩子與他們的家【遠地就醫的孩子們番外篇】遠離家鄉來看病 這些人盡力為他們舒解壓力